,雍正八年因定为例,提督空名粮八十份,总兵六十份,副将而下依次递减,至千总五份,把总四份,各有名粮。又修制军械有所谓公费银者;红白各事有所谓赏恤银者。亦皆取给于名粮,故自雍正至乾隆四十五年以前,绿营兵数虽名为六十四万,而其实缺额尝在六七万。”
“至乾隆四十六年,增兵之议起,武职坐粮另行添设,养廉、公费、赏恤另行开销正项。向之所谓空名者,悉令挑补实额,一举而添兵六万有奇。于是费银每年二百余万。此臣所谓饷相羸绌一大转机者也。”
“……是时海内殷实,兵革不举,普免天下钱粮已经四次,而户部尚余银七千八百万两。高宗规模宏远,不惜散财以增兵力,其时大学士阿桂即上书陈论,以为国家经费骤加,不觉其多,岁支则难以为继。此项新添兵饷,岁近三百万,统计二十余年即需用七千万两,请毋庸概增。高宗旋以廷臣议驳卒。”
“从增设至嘉庆十九年,仁宗睹帑藏之大绌,思阿桂之远虑,慨增兵之仍无实效,特诏裁汰,于是各省次第裁兵一万四千有奇。宣宗即位,又诏抽裁冗兵,于是又裁两千有奇。乾隆之增兵一举而加六万五千余,嘉庆、道光之减兵两次仅一万六千。国家经费,耗之如彼,其多也易;节之如此之少,且难矣。”
接下来他说,“今臣冒昧之见,欲请汰兵五万,仍复乾隆四十六年以前之旧,骤而裁之或恐生变,唯缺出而不补,则可缓缓行之,而可万无一失。医者之治疮癣甚者,比剜其腐肉而生新肉,今日之劣弁羸兵盖亦当量为简汰。以剜其腐者,痛加训练,以生新肉,不循此二道则武备之驰怠不知所底。”
“自古开国之初,恒兵少而国强,其后兵愈多而力愈弱,饷愈多而国愈穷。北宋中叶,兵常至二十五万,南渡以后,养兵百六十万,而军益不兢,明代养兵至百三十万,末年又加练十八弯,而孱弱日甚我朝。神武开国,本不籍绿营之力,康熙以后,绿营屡立战功,然如三番、准部之大勋,回疆金川之殊烈,皆在四十六年以前。至四十七年增兵以后,如川楚之师,英夷之役,兵力反远逊于前,则兵贵精而不贵多,尤为明效大验也。八旗劲旅,亘古无敌,然其常数,不过二十五万,以强半栩卫京师,少半驻防天下,而山海要隘往往布满。”
“臣今之说,缺出不补,不过六年,五万即可裁撤完毕。行一马二步之计,每年可省饷银一百二十万两,十年以外,于经费大有裨益。此项银两不可轻动,督抚岁终奏解户部,另行封存,专备救荒,救灾之款。永塞开捐之门养兵为民也,备荒亦为民也,塞捐以清仕途尤爱民之大者也。一分一毫天子无所私利于其间,岂非三代公心贤于后世搜括之术万者哉?若夫训练之道,则全视乎皇上精神之所属。”
“臣考本朝以来,大阅之典举行凡二十余次,或于南苑,或于西厂,或于卢沟桥、玉泉山。天弧亲御外藩,从观军容一整,番部破胆。自嘉庆十七年至今,不举大阅者四十余年,凡兵以劳而强,以逸而弱,承平日久,京营之兵既不经于战陈之事,又不见集狩之典,筋力日懈,势所必定。”
“伏求皇上于三年之后,行大阅之典,明降谕旨,早示定期。练习三年,必大有起色,外省营伍势虽远偏,求皇上先注意数处,物色将才,分布天下要害之地,但使七十一镇之中有十余镇可为腹心,五十余万之中有十余万可为长城,则缓急之际,隐然可恃。天子之精神一振,山泽之猛士云兴。在我皇上加意而已。”
“昔日宋臣庞籍,汰庆历兵八万,遂以大苏边储,明臣戚继光,练金华兵三千人,遂以荡平倭寇。臣书生愚见,以为今日论兵正宜法此二事。谨以此案进呈,伏乞圣裁。”
曾国藩所上的《议汰兵书》,笔者照实而录,并不是为了凑字数,而是是想请很多关怀、关注这部书的读者看一看,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,也已经认识到了兵制其中的危害,并且在思考着正确而可行的解决途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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